试论《文件字句入门》及其汉语教学理念

文◎全球史研究院2016 级博士生 龚婧

    《文件字句入门》（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成书于1888 年，是中国海关的一本“文件体”书面汉语教材。该书用英语写成， 作者为德裔汉学家、历史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内容是文件体汉语的使用规则，是来自各国的海关雇员汉语学习的必备书籍。在那样一个各国汉语教材、字典层出不穷的时代，夏德这本教材和他倡导的教学理念只是在海关汉语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影响。然而通过考察著者的学术背景、该书的写作环境和当时的学术环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件字句入门》的重要特点，以及它在历史上的独特作用。本文首先分析《文件字句入门》的编写思路和教学理念，再结合夏德的教育和经历深入分析这些思路和理念的来源，尝试回答“《文件字句入门》一书为何会产生？”“为何是夏德完成这本著作？”等问题。

    一、《文件字句入门》及其两大特点。

    《文件字句入门》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委派时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的夏德所做，由别发洋行（Kelly& Walsh Limited） 于1888 年印制出版，1909 年再版一次。加拿大多伦多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可获第一版原始文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第二版原书。第二版“除改正少数错误”外，与第一版完全一致。全书分成前言和正文、索引三部分，正文包含简介以及33 个小节，每个小节有若干条目，全书条目统一编排， 一共200 条。该书于夏德在广东海关任职时即形成雏形，那时他连续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杂志上发表了《汉语语法提要》（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一）《文件字句入门》总结了汉语“文件体” 书面语最实用的语法规则，阐明了特定的学习目标、方法。

    《文件字句入门》既不是第一本西人所著文件体汉语教材，也不如同时代西人所著汉语语法书系统全面，但其在特定时间、特定领域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该教材旨在为当时在华工作的海关官员、各国雇员提供汉语学习指导，使他们在不必掌握深奥古文的基础上，快速、便捷地获得用汉语开展日常工作的技能。

《文件字句入门》目录

    正如夏德在书的前言中说到，“本书总结的规则，仅仅是这个系统、科学的语法的一部分”，“本书的主要目标是教会学习者观察语言的方法，并引导他们习惯自己去发现语法规则”1。书中他基于威妥玛的《文件自迩集》2 中的范文，参照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绍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已取得的汉语古文语法研究成果3，总结了实用的文件体语法规则。夏德提炼的这些规则简明、清晰，实用性强，对西方学习者易于接受。《文件字句入门》与《新关文件录》4《文件小字典》（Vocabulary of the Text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1888， Shanghai）一起，成为夏德语言教学的代表作，“开创了‘文件体’书面语教学的新局面”5

    该书前言中提到，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区别很大，一个口语纯熟的学习者并无法完全理解书面语。夏德反对海关部分洋员请中国人口头解释书面语的工作方式，坚持“要习惯用眼睛，而不是耳朵来阅读中文”，“将口语和书面语学习当作拉丁语和希腊语两门复杂语言来对待”。在介绍书面语的学习方法时，夏德主张“从阅读和翻译开始”，分三步进行训练，第一步是“在没有中国先生的帮助下，借助词汇表翻译《新关文件录》中的公文，并与后附翻译进行比对”，第二步“用同样的办法学习威妥玛的《文件自迩集》”，最后每天学习《文件字句入门》中的语法条目、从而逐渐获得总结语法规律的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夏德对于汉语书面语学习的基本理念，即抛弃“大而全”的语法学习方法， 研读真实语料，先掌握词的用法、再学习和归纳最常用和最实用的规则，目标是有效地使用汉语开展实际工作。

    （二）《文件字句入门》致力于揭示汉语语法的独特规律。

    该书叙述的基本线索和语法概念依照的是古典语文学的语法系统，同时在解释各种语法规则的时候，援引欧洲古典希腊语、拉丁语，以及日耳曼语、罗曼语等现代欧洲语言的相关规则及例证，深入浅出地、准确地描述了汉语语法的特点。笔者认为， 夏德的编写思路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古典语文学家对语言规律深刻、透彻的理解，每一个语言现象在夏德的笔下都变得清晰明了、易懂易记。但与有些汉学家不同，夏德非常善于语言知识的迁移，又注重和强调汉语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夏德希望表达的是， 欧洲语言与汉语没有高低等级的区别，是用不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在“主语”一节，夏德强调： 不能仅仅通过类比的方式发现和总结语法规则，只有在仔细了解常识、分析语境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夏德首先扫清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带来的理解障碍，为学习者铺平了汉语学习的道路。这不仅仅是因为本书分析的是相对简单的文件书面语，而是夏德的专业素养和客观立场的 体现。

    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德的古典语文学专业知识、研究技能，没有他学习多种古典、现代语言的实践经验，《文件字句入门》无法如此深入浅出、简洁实用，也不可能对汉语与西方古典、现代语言的联系和区别进行描述和总结。该书不仅简明、清晰地解释了文件体汉语的用法特点，而且理性客观、深入浅出地揭示出汉语语法的核心特质。这是与夏德深厚的古典语文学积淀分不开的，也与他所处的工作、研究环境紧密相关。

    二、夏德的教育背景和研究条件对《文件字句入门》的影响。

    关于《文件字句入门》的成书背景和编写特点， 已有董丽娟、陈丽（2016）， 程龙（2011）， 朱洪（2013），陈丽（2013），卡萨奇、萨丽达（2011）等撰文/ 专著论述，认为该书“对‘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密迪乐和威妥玛”，“强调了在语言应用过程中理解和认识语法规则的重要性”，“借鉴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对汉语书面语语法现象进行了研究，容量大，安排紧凑，简明扼要，实用性强”。这些文章的研究，基于原著，参考和引用了部分同时代海外学者的观点，从继承性、专业性、实用性的角度对《文件字句入门》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是，以上研究更多地从外国人汉语教材的发展脉络中确立该书的位置和地位，本文希望从著者本身的学术研究脉络出发，并将本书放回到作者所处的写作环境和学术环境进行考量，以加深学界对这部著作以及夏德的了解。

    第一，夏德的教育背景与《文件字句入门》。夏德生于德国哥达，掌握德语、英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在中学阶段（哥达文理学校）即开始了古典语文学的学习，得到著名古典语文学家、历史学家麦夸特（Karl Joachim Marquardt， 1812-1882） 的指导。麦夸特的教诲“人尽其材， 各施其责”（Quam quisque norit artem， in hac se exerceat）一直影响着夏德，并最终帮助他在已经掌握的多门语言中选择了汉语作深入研究6。经过在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罗斯托克大学的学习，夏德最终以古典语文学博士论文《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戏剧的感叹词研究》7（De Interiectionum Usu Plautino Terentianoque）取得了罗斯托克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在夏德的著作中，他还提及了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1806-1876）、莫利斯·皓普特（Moritz Haupt，1808-1874）和弗兰茨·布歇乐（Franz Bücheler，1837-1908）三位学者，指出他们的课程教会了夏德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并且“确定地迁移到了他日后的汉学研究中”8。正如何可思（Eduard Erkes，1891-1958）所说：“夏德与同时代的很多汉学家不同，他有很好的古典语文学专业和科学教育基础，能够将细致缜密的分析方法带入汉语语言研究中，编著了系列语法教材，最著名的当属《文件字句入门》”9。波恩大学陶德文教授（Rolf Trauzettel）在《新德国人简介》10 中认为，在夏德众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非常努力地将古典语文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应用至汉学领域。

    《文件字句入门》中，无论是介绍性文字还是解释分析性文字，各处都体现了夏德扎实的古典语文学功底。

    第二，夏德学术生涯的发展阶段与《文件字句入门》。夏德离开德国后，先后在广东、厦门、上海的海关工作，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至退休。其间短暂返回或逗留在欧洲。但是可以说，其学术发展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欧洲，他在汉学界、学术界的跌宕浮沉都与欧洲的情况和环境息息相关。19 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尤其是通商口岸，拥有着不可多得的国际化环境，云集着欧洲各国的汉学家、学者、官员、商人。夏德作为海关官员，时刻坚持和保持着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不同阶段接触了不同的人，逐渐选择和构建了自己的学术网络。这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从语言教学到汉学再到中西交通的发展走向。11《文件字句入门》编著于夏德在广东海关任职阶段，他利用地利之便，与当时在香港生活的传教士、汉学家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 1899）、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1838-1908）、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Bowra，1841-1874）、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1843-1890）、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奚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ier）等取得了广泛的联系， 参与了《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等杂志的编写工作，也听取了一些著名汉学家对于自己研究方向的建议。起初，在读到儒莲的大作《汉文指南》之后，夏德决心“编纂一本中国当今汉语的语法书”。然而他的计划随着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出版而被迫放弃。其实，早在他在广东工作的最后几年，夏德已经开始意识到系统学习汉语书面语的重要性，于是他最后决定转向“更多的外国人最需要的”实用汉语，在《中国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汉语语法提要》（Notes on Chinese Grammar），这就是《文件字句入门》的雏形。12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夏德编写《文件字句入门》是限于他的在华在职研究条件、面对欧洲汉学的新发展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他通过与欧洲、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在研究计划上逐步“妥协”，在当时的汉语、汉学研究群体中寻找自己的学术定位。夏德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到，“很快，人们就会像重视古文学习一样重视文件体，将会出现更多的实用科学方法的文件体语法著作”，“本书总结的规则，仅仅是这个系统、科学的语法的一部分”。但是，可惜的是，从夏德后来的学术发展情况看，他并没有继续深入研究文件体语言，也没有系统总结出这种实用语言的语法，而是锁定了中国的历史、艺术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学术界的良好声誉。夏德表述自己的古典语文学观念为：“语文学研究包含两种对立共存的方向，一方面是单纯研究语言本身的语言学，另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即仅仅以语言为媒介研究别的主题，偏重文学方面的拓展”13。照此，夏德的科研兴趣同时涉及这两方面， 更偏重于广义的语文学。

    第三，夏德的学术研究目的对《文件字句入门》的影响。他“不忘初心”，坚持清醒、客观地描述和解释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统与现状，非常难能可贵。

    在《文件字句入门》正文第一条“语法手段” 中，夏德反对一些学者“中文没有语法”的论断， 论述了“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语法，语法就是写作的艺术” 的观点，确信汉语的语法只不过是在方式上与西方传统差别较大，汉语语言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夏德在第一条即提出这个观念，为全书定了基调。所有语言都是“由感觉官能表达的思想”14。“与其他编著汉语语法书的外国学者一样，本书也使用西方语言系统的分析方法”，但原因不只是作者无法脱离自身语言背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语言学概念总结了“人类共同的特性，而不是某种语言的特性”15。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夏德在梳理和解释语言规则时遵循了这样的基本思路，即：对照西方的语法系统，总结汉语、尤其是“文件体”书面语的特殊用法，使用西方语言的语法概念将其整合和分类，并表达出来。这其中充分体现了夏德扎实的语言学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分析能力，特别是语言对比分析、知识迁移和创新的能力。另外，本书的首要目标读者是外国派驻中国的官员和工作人员， 这种观念有利于树立他们对汉语的客观认识，增强学习动力，也为他们继续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夏德在结束中国的海关生涯后，曾经希望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母校谋求职位，然而迫于德国当时的政治、学术形势，汉学家需要支持德国的对华政策，并且多数大学没有设立专门的汉学教席，他不得不选择于1902 年远赴美国，支持那里汉学学科的新建工作。这也与他纯粹的学术研究目的密切相关。

    总之，《文件字句入门》是夏德在汉语语法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是晚清外籍驻华官员学习汉语书面语最实用的教材之一，该书不仅是清末汉语教育的标志性著作，也是西方汉学发展史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对该书写作背景、作者情况、当时国际环境和学术环境的还原和分析，不仅能够获得对该书更清晰的认识，而且可以反映出那个时期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情况。

参考文献：

1. 陈丽：《英国外交官布勒克〈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澧华，2013 年。

2. 程龙：《西方驻华外交官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10 期。

3. 程龙：《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1 年第5 期。

4. 董丽娟、陈丽：《夏德〈新关文件录〉〈文件字句入门〉研究》，载王澧华、吴颖主编：《近代海关洋员汉语教材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1-15 页。

5. 卡萨奇、萨丽达：《汉语流传欧洲史》，学林出版社，2011 年。

6. 朱洪：《晚清海关洋员汉语学习初步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张海林，2013 年。

7. Eduard Erkes, Friedrich Hirth, ArtibusAsiae, Vol. 2， No. 3 (1927), pp. 218-221.

8. Friedrich Hirth, 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Shanghai, 1888.

9. Festschr. f. F. H. z. s. 75. Geb.tag, Asia Major, Hirth Anniversary Vol. (1920).

10. Trauzettel, Rolf, Hirth, Friedrich,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9 (1972), S. 238-239.

11. Friedrich Hirth, ÜbersinologischeStudien, T’oungPao, Vol. 6， No. 4 (1895), pp. 36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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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iedrich Hirth, 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Shanghai, 1888, v.

2 英国汉学家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著作：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 of Documentary Chinese, 1867, London.

3 Festschr. f. F. H. z. s. 75. Geb.tag, Asia Major, Hirth Anniversary Vol. (1920).

4 夏德编著的一部海关专用书面语教材：Text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for the Special Use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1885&1909，Shanghai.

5 程龙：《西方驻华外交官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10 期。

6 Festschr. f. F. H. z. s. 75. Geb.tag, Asia Major, Hirth Anniversary Vol. (1920).

7 Friedrich Hirth, De Interiectionum Usu Plautino Terentianoque.1869, in Academia Rostochiensi.

8 同上。

9 Eduard Erkes, Friedrich Hirth, ArtibusAsiae, Vol. 2, No. 3 (1927), pp. 218-221

10 Trauzettel, Rolf, Hirth, Friedrich,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9 (1972), S. 238-239 [Onlinefassung]; URL: http://www. deutsche-biographie.de/ pnd116915633.html

11 Festschr. f. F. H. z. s. 75. Geb.tag, Asia Major, Hirth Anniversary Vol. (1920).

12 Festschr. f. F. H. z. s. 75. Geb.tag, Asia Major, Hirth Anniversary Vol. (1920).

13 Friedrich Hirth, ÜbersinologischeStudien, T’oungPao, Vol. 6, No. 4 (1895), pp. 364-368

14 Friedrich Hirth, 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Shanghai, 1888, P13.1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