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全球史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暨《鸦片战争》学术研讨会

今年7月，新星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国汉学家蓝诗玲 (Julia Lovell) 的《鸦片战争》一书，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全球史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曁《鸦片战争》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永利官网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公司全球史研究院、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与新星出版社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波恩大学、弗赖堡大学、科隆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等海内外院校的专家学者齐聚北外，从全球史视角再出发，重新检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这场战争，思考多元文明互动进程中的碰撞与龃龉。

全球史研究院经理李雪涛教授以主旨报告《作为复数形式的鸦片战争》拉开会议大幕。

他从蓝著重视利用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特点出发，阐论去中心化之于鸦片战争和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意义。以柯文的历史三调理论观照中西话语里的鸦片战争，可以看到事件、描述和神话三个维度的交错。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关于这场战事的全部真相和细节仍未走出迷雾，需要研究者继续发掘一手史料细读中外文献无限趋近历史真实。

作为历史描述，有关这场军事冲突的战争编纂始终没有摆脱模式化（stereotype）的魅影。在笃信“文明化”范式的西人眼中，鸦片战争教育并推动愚昧迷信的中国跟上进步的步伐，走向宽广的文明世界。在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撰述里，鸦片战争研究则在范式纠葛中左右摇摆，寻找超越之路。脸谱化和标签化的历史描述，经由意识形态的强化，成为特定时代里的集体记忆，大众头脑中储存的历史神话。于是，艺术创作、图书出版、学校教育传递的形象和情感成为普通人心中的鸦片战争历史的本质。

鸦片战争研究的多维内蕴提醒我们，虽然权力的认同与介入是后现代知识生产的基本前提，然而也可能削弱人的判断力，因此适度的怀疑精神是知识接收者应有的态度。他借用福柯的观点表示，除了去“拒绝”，我们仍需学会“发现”——从电脑游戏到中英领导人的演说和选择，鸦片战争仅仅是远去的历史事件吗？

来自新星出版社的向珂博士介绍了《鸦片战争》中译本出版的幕后细节和启示。该书甫一推出即跻身今夏各大图书榜单前列。

主旨发言之后，与会学者相继发表睿见。兹择其核心观点概述如下，以飨读者诸君。

蓝哈特教授（弗莱堡大学）：鸦片战争可以从一种全球史视角来考察。

鸦片战争是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最重要事件，从英国的视角来看，它又是欧洲扩张的全球史进程中的组成部分。基于英国毫无争议的海上霸权和英国在生产工业大宗商品的领先地位，自由贸易成为了最优的经济政策。其实在19世纪，英国实施的可能是一种变体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自由贸易和殖民地政策并非是非此即彼，他们只是英国政策延续性的一部分。因为它有统一的目的，即根据具体的需求而使用不同手段，不断地使更多地区为英国持续的经济扩张服务。英国对中国茶叶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印度不断地向中国出口鸦片来平衡中英间的贸易。因为鸦片是当时中国对西方唯一有需求的商品。

此外，鸦片战争也属于全球毒品消费史的一部分。倘若将毒品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那么很明显，它首先是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在中国，鸦片供货量的增长，价格的下降带来了更大的需求。在这种违法的分销体系下，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的趋势愈发严重，使贸易系统陷入困境。

《南京条约》中只字未提鸦片贸易，因此它得以秘密地继续进行甚至得到迅速的发展。1879-1888年间鸦片贸易发展到顶峰。直到1900年前后，毒品消费才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的。20世纪初随着毒品消费的非法化，中国的鸦片贸易才逐渐得到控制。

郭卫东教授（北京大学）：

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鸦片战争是贸易引发战争的历史，是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必然发生的历史。18世纪中国茶叶是重要的全球商品。茶叶流向世界，白银流入中国。18世纪末的银荒迫使多国淡出对华贸易，只有英美两国依赖替代品缓解白银短缺的压力，继续茶叶贸易。英方的早期替代品为棉花，但时值纺织业生发工业革命，英国国内棉花需求巨大，出口受限，目光转而投向鸦片，至1820年鸦片成为对华出口第一大宗商品。于银本位的中国而言，鸦片贸易导致白银严重外流，国库亏空。政府因此查禁鸦片，严防白银流失。然而英国的工业革命尚未完成，英方一时难寻优势产品替代鸦片，终在商人怂恿之下诉诸武力。英方因为工业革命维护鸦片出口，又因工业革命业已完成，鸦片贸易的危害开始波及本国而改变立场主动禁绝鸦片。

顾彬教授（波恩大学/永利官网）：

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经常使用一些概念，但很少有人思考那些概念本身，其结果便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变得与历史史实无关。中国人常说西方侵略中国，其中的西方当然包括今天的德国。但鸦片战争时存在德国、意大利、芬兰、捷克这些国家吗？冰岛和瑞士呢？也侵略过中国吗？俄国是西方吗？俄国实行过帝国主义吗？西方的概念源自18世纪的俄国，我们应该说具体的国家而不是含混的西方。关于鸦片战争。中国人相信英国人从印度带来了鸦片。其实是在亚洲的犹太人雇用英国船只运送鸦片。港口的中国人参与销售鸦片从中牟利。清朝皇帝从鸦片买卖中获得了税收。鸦片战争真的是中英之战吗？德国学者发现，东印度公司有自己的雇佣兵军团，他们大部分是印度人。还有圆明园，19世纪末的照片显示，当时保留的部分很多，那么1860年之后是谁在破坏圆明园呢？勿忘国耻。今日德国的文化多源自罗马帝国时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说，勿忘国耻，不，德国人感谢意大利，因为罗马人教会我们写作和建筑。

刘庆教授（军事科学院）：

历史研究的目的。我们应当从今天的需要和对世界的认识出发考察

    误读与共识。误读分为无意误读和有意误读。前者如清末中国人对西人的猜测和臆想，后者如中国革命史的叙事。评价近代史的研究范式，不应相互否定相互排斥，毕竟每种范式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   

鸦片战争的军事研究。从全球史的角度值得思考的是，明时中国已经拥有可与西方匹敌的海上力量，何以自绝于大航海时代，直到鸦片战争期间被西方大炮轰破大门。再如，显性的军事要素注定了中国败仗的结局，但隐性的制度对抗迟至甲午战争才完全显现。

刘悦斌教授（中央党校）：

研究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中国历史必须具有全球大格局的眼光。对比中西各自视域中的鸦片战争，揭示观念的差异与史识的嬗变。清朝几任皇帝对待外来使团的态度反映出时人一贯的世界观：自居天下中心，竟不知世界。中英军事冲突不过被视为又一场夷狄犯上作乱。第二次鸦片战争更加直接和广泛地冲击着国家政权与社会生活，国人终于看到落后现状，中国再也不能脱离世界存在。据统计，1860年前，“变局”之说仅见于两人的著述，1860年后增加至八十余人。鸦片战争亦非英方眼中的重大事件，英国政府的焦点在于实现通商（一如奕䜣奏陈“英人志在通商”），并不谋求殖民中国。和平手段受阻后，英方转向军事手段，但战争决议的出台也历尽波折。英国学界以鸦片战争为耻，历史教育刻意淡化。

邓雷（邓廷桢后人、邓之诚嫡孙）：

围绕鸦片的斗争更像一场经济行为。据先祖原著《中华两千年史》和《海国图志》所载数据，乾嘉时期鸦片进口规模庞大，白银外流金额惊人。比起战败的结局，历史细节中的数字更令人愕然。

今天还带来一副家传的先祖邓廷桢墨宝，请大家欣赏。

培高德（杜塞尔多夫大学）：

德国，准确说，是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邦国，并未直接参与鸦片战争，但鸦片战争让德国重新发现中国。普鲁士对华关系始于1820年代的羊毛织布贸易，无关鸦片，然而普鲁士驻华代表私下里是鸦片商人和创立怡和洋行的核心人物。战前，普鲁士已经撤回驻华代表，也未参加对华作战，不过战后先觉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到德国。林则徐《四洲志》首次描述德国（大鹰国），魏源《海国图志》刊载德国地图。五口通商的消息和潜在的巨大商机引发德意志社会关注，被德国人视为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更重要的事件。1846年德国在华设立海关办公室。1861年《中德通商条约》签订，是总理衙门签订的第一个贸易条约。

王海光教授（中央党校）：

如何维护史学的真相？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因素让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发生扭曲？这个过程如何发生？

如何从全球史的角度打通一百多年至今的中国现代化史？其中涉及到一些有趣的议题。例如，作为文化符号的鸦片从鸦片战争时期到红军革命年代再到改革开放之后，承载着哪些意义？怎样评价当中的历史的轮回？从清末自杀殉国到游行排外，是否潜伏着同样的恐惧？

如何转变历史叙事的焦点？蓝诗玲的笔下里不仅仅有帝王将相，还有平民百姓。我们的历史叙事过于集中在精英人物社会高层，是单线程的，需要多幅线的历史研究。

刘丽华（新星出版社）：

出版社认可蓝诗玲所呈现的观念，希望介绍给国内读者。比如她对民族国家形成进程的判断。再如，历史写作中的人性写作。她通过真实的历史人物还原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复杂又影响到历史的复杂。出版社希望推广更多类似的作品。我们的教科书和历史教育比较僵化迟滞，如何让学者的研究发现渗透进入普通读者世界，出版社是桥梁。期待双方加强合作，引进、创作更多的有学术基础又为一般读者乐见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