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喆：汉字的形音为主来看20世纪前韩国汉字使用的特点（二）

    2019年6月21日，“全球史与中国2019” 系列讲座第14 讲（总第84 讲）《汉字的形音为主来看20 世纪前韩国汉字使用的特点（二）》在永利官网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由韩国檀国大学汉文教育研究所许喆（Heo Chul）教授主讲，由304am永利集团经理李雪涛教授主持。
    许喆教授介绍道，汉字在韩国以知识迁移的形式直接使用——即韩语中对古汉语字的借用——有两种形式，一是上一讲中提到的文字直接借用，一种是文字的变用。许喆教授提到，在知识迁移过程中，知识的迁出国往往比迁入国词汇量更大，同一事物或概念，如孔子的“仁”，往往在迁入国的词汇库中找不到对应符号，因此会遇到同一事物的标记问题。本次讲座论述的问题便是，韩语是如何用古汉语来标记的，以及韩语中的固有词是如何用汉字来标记的。
    韩语借用汉字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借音，一种是训借，还有一种情况是创造韩国自有的汉字。许喆教授将这种汉字根据汉字的两种形式分成两类。其中一种是标记汉语的汉字，另一种是广义的、能扩大和超越时间、空间、民族、国家和语言的，人能使用的共同文字形式。这种韩国专用汉字由此可分为两种：第一种称为表意国造字，是被韩语借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转换表达已有的含义的汉字变体；第二种是韩国新义字，往往在韩语中用来表示不同于汉字原来的含义。除此之外，还有表音国造字，这类汉字没有意义，是为了表示韩语中的发音。表意国造字是为了标记韩国固有词而造的字。这类字出现年代较早，主要产生于三国时期汉字初传韩国时。表意国造字共121 个，从形式组合上可分为“表意构件+ 表音构件”以及“表意构件+ 表意构件”，前者共107 字， 后者14 字。以前者为例，如以“土”为表意构件，以“代”为表音构件的“垈”字，表示地基、房基，读作“dài”。后者则是将两个表意构件结合起来表示一个很含义，如合“大”与“畜”的“奋”字，虽然字形与中文相同，但含义和读音皆完全不同。这类字中还包括一些复音节字，即一个字有两个音节的情况。另外，有些国造字的字形不稳定，有时一个字会有很多变体，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也能看到一个字的许多变体。
    韩国新义字利用中国汉字，并赋予韩国新义和用处。这类汉字也有两种类型：同音新义和异音新义。同音新义的典型例子有“同”字。“同”在韩语中的发音与汉语相同，但是一种表示布匹、毛笔、茅草、鱼的数量的单位，与汉语完全不同。异音新义字如“丘”，发音和含义皆与汉语不同，指官府或管人的奴婢。这类汉字在韩语中较为常见，所占比例最大。韩国新义字通常赋予同音字以新义，而且通常选择形体比较简单的字，如“丁、乃、刀、力”等，但是原音与异音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而且字形同样存在不稳定性。
    这类汉字使用与韩国的身份认同以及韩文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整体来看，汉字传入韩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产生新的韩国新义字。表意国造字则多在三国时代产生，之后并没有产生新的表意国造字，直到17、18 世纪又突然出现了新的表意国造字。这是因为三国后韩国认中国文化为源流，出于尊重并不会自己造新字。特别是1592 年壬辰倭乱后，明朝应朝鲜请求派兵求助，朝鲜对此十分感激，具有“再造报恩”的意识。清朝入关灭明后，许多韩国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了“小中华”意识，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唯一继承者，因而可以具有合法性地造字。朝鲜半岛地区因而获得了自我意识，由此才产生了后来新表意国造字以及韩语文字向谚文的转变。